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些经济现象？

‍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和评论说中产阶级很焦虑。中产阶级为什么焦虑呢？主要原因是因为，中产阶级的收入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，可能存在裁员、降薪、年龄变大、技能落后等因素，导致劳动收入的下降。

同时，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攀比消费的风气，中产阶级一般开支比较大，积蓄较少，比如最近网络上盛传的“中产破产三件套”：老婆不上班，房贷近千万、孩子上国际学校。

可见，中产阶级在财务上是比较脆弱的，焦虑的根源在于财产性收入少，高度依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。

这也造成了另一个现象——鸡娃。为什么中产阶级热衷鸡娃？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学习方法论的继承。

不像金钱、房产、股权等，人力资本是没有办法继承的。首先，每个人获得劳动收入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，其次，人的智商是没有办法继承的。智商遗传呈现“均值回归”的趋势，所以很多学霸生出来的孩子并不是学霸。

虽然学霸的先天因素不一定能继承，但是学习方法论等是可以传承的。很多中产阶级父母自己是学霸，鸡娃是想通过训练让孩子能够承继自己的学习成绩，有更高的概率去考上名牌大学，然后再找个好工作。

但是，如果他们的孩子仍然没有积累比较多的积蓄，没有形成比较多的财产性的收入，那么还得继续轮回，继续鸡孙子孙女。世世代代都在996、鸡娃，这就是“中产阶级的轮回”。

跳出这个轮回的核心是增加财产性收入。现在，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想明白了，说“鸡娃不及自己”。

张雪峰被问及将来会不会辅导女儿考研时说，他已经把女儿三辈子的钱都赚出来了，她不需要考研。谈到鸡娃，储殷说：“他可能遇到的问题，我已经提前解决了。”

这里就需要聊一聊贫富分化。

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期，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上涨，虽然增速有差距，但是所有人分到的蛋糕都比以前大多了，所以社会可以容忍贫富差距拉大。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，低收入者受到的影响更大，富人可以选择的投资方式、应对风险的手段更多，抗风险能力更强，受影响比较少。

不平等的容忍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，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的收入。就像两条车道，如果都在前进，一个快点，另一个慢点，那么慢的一队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耐心，但是如果一动一静，静的那队就会难耐和躁动。

《置身事内》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（2015）以及德国波恩大学三位经济学家的论文（Kuhn, Schularick and Steins, 2020）中的数据：

“在2008年美国的房贷危机中，每4套按揭贷款中就有1套资不抵债，很多穷人的资产一夜清零。2007年至2010年，美国最穷的20%的人，净资产从平均3万美元下降到几乎为零。而最富的20%的人，净资产只下跌了不到10%，从平均320万美元变成了290万美元，而且这种下跌非常短暂。2016年，随着股市和房市的反弹，最富的10%的人实际财富（扣除通货膨胀）比危机前还增长了16%。但收入底部的50%的人，实际财富被腰斩，回到了1971年的水平。40年的积累，在一场危机后荡然无存。”

（注：当时很多人买房是0首付，所以房价下跌，很快就变成负资产。）

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——贫富分化的代际传承。

由于时代的原因，70后的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父母，他们对于“拼爹”的感受不是很深。但是80后、90后就会感觉父母的财富优势非常重要。其原因之一是房产在家庭财富中的比重扩大了，并且拉开了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。

随着我国房产数量和价格的攀升，房产成了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，2019年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是房子，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7成，房贷占负债的76%。

不妨想象一下，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出生在一线城市，一个在偏远地区，假设所在家庭均有一套自住房产，两者财富差距其实已经大到了难以逾越的程度。或者说，同一个城市的两个家庭，一个在我国工业化、城市化早期就买了房，一个近几年才买房，家庭的负债水平和净资产差异也是巨大的。

谈到“房价”这个国民又爱又恨的话题，还得从我国地方政府过去的“土地财政”说起。

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，地方税收占比大幅减少。同时，当时的政绩考核更注重GDP增长等目标，官员们倾向于制造业，重投资、轻民生。地方政府一方面低价向企业供应工业用地、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等、建设基础设施，目的是招商引资，吸引企业入驻，另外一方面控制居住、商业土地的供给，高价出让，用相关收入维持财政支出。

2018年，土地转让收入、土地使用和开发相关的税收加起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的89%，居住、商业用地虽然面积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，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。

在理想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。政府招商引资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本地优秀的企业越来越多，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，解决了劳动者的就业问题、收入问题，还能吸引人口流入，劳动者的收入上涨消化了高房价。城市土地有限，出让收入不可持续，但是当地企业将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地方财政税收。

但是除了经济发达地区，其他地方达不到良性循环，甚至还通过“土地金融”的方式抵押未来的土地收益权融资。如果没有成功发展起实业，这些地方只不过是把未来若干年的钱都收了、花了而已。

虽然在一定时期内，政府可以通过调节供需来影响房价，进而影响土地出让收入，比如在供给侧，控制土地供给、调整容积率、绿化率，在需求侧，调节首付比例、房贷利率，规定限购政策。但是究其根本，在背后支撑“土地财政”的是民众的收入。从长期来看，如果当地民众的收入没有办法提升并保持在一个高水平，那高房价最终也没有办法支撑。

贫富分化是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必然造成的现象，为了避免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，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。

说到平衡贫富差距的武器，通常会想到遗产税。但是实际上，遗产税起不到太大作用。

从海外遗产税的征收情况上来看，税收金额不大，由于遗产税征收成本高、造成资本大量外流等，包括新加坡、香港、澳门等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与地区已经取消了遗产税。

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美国很多知名的企业家把自己的财富都捐给了慈善基金，比如盖茨、巴菲特等，但是又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避税，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这两种说法都对，既避税又做了慈善。

慈善基金的避税方法大概是这样的，比如分20年来把本金捐出去，每年的捐出5%。如果这笔钱在这20年内能以超过5%的速度增值，那实际上本金是不受影响的，只是把5%的收益部分捐掉了，如果能够超过了5%的话，还有额外的收益。

同时，富豪子女通常在慈善基金以担任职务的形式领取报酬、报销费用，这种方式既能保证子女有生活费，又能约束他们乱花钱。富豪基金会还特别喜欢给美国的大学捐款，自己子女可以优先获得录取名额。

这里顺便说一下，2019年美国居民的财富中，72%是金融资产，房产占比不到28%。所以，我国政府对房市很重视，美国政府对股市很重视，因为会影响选票的。

笔者觉得这种慈善基金的形式挺不错的，对各方都有利：既能筹集善款，还能拉动投资，富豪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避税，但是唯独对于遗产税制度的初衷——缩小贫富分化帮助不大。

实际上，最富有的人是可以在全世界自由迁徙的，遗产税如果征收比例不高还好，过高就是把人才往外赶了。

2007年，台湾地区开始征收最高边际税率50%的遗产税，当年就流出了3亿美元资金。随后，台湾富豪的资金持续流出，且速度越来越快，导致政府收的其他税款大幅减少，社会工作岗位也同步减少了。2009年，台湾地区将遗产税从最高边际税率50%改为单一税率10%，当年资金回流207亿美元。

对于贫富分化问题，从根本上来讲，还是要想办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。具体来说，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，一方面减少经济负担。

收入增长方面，可以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，给予劳动者自由的迁徙权，让他们能够自由地选择，迁徙到收入更高、生活成本更合理的地方，而不用顾虑社会保障、子女教育等问题。还可以参考发达国家，搞一些免费技能培训、职业教育，帮助他们提高劳动附加值。

减少开支方面，可以效仿新加坡的组屋制度，增加保障房、公租房的供给，大幅降低生活成本。同时，提高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，比如提供生活补贴等

总而言之，让低收入者能也能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，并且让他们有机会靠努力向上流动。这还需要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环境，一个活跃的自由市场。

近年来，我国政府强调以国内市场为主，因为随着我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，国际市场已经消化不了，中国经济早晚要走到靠内需拉动的阶段。

2006年，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.4%，2019年，占GDP的比重降至17.4%。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89.0%，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7.8%，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能已经从出口和投资转向为消费和内需。

不过，疫情的突然爆发打乱了经济的发展方向。2022年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出口。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3.3%，出口的贡献率为28.5%。相比之下，消费的贡献率仅为25.6%，低于2019年和2021年。

另外，随着经济发展，服务业的占比也将越来越高，服务不容易进行国际贸易，主要靠国内去消化。

从扩大内需意义上讲，提升国民收入，包括中低收入者的收入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国的未来经济发展，未来的主要看点在于产业升级、技术创新。目前我国仍然具备四个方面的优势：

第一是后来者优势。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，日本、新加坡和韩国都曾经凭借后来者优势，提高先进技术，分别实现了20年每年9.3%、8.4%和8.4%的增长。目前我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这些国家，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生产率、科技水平还有很大的追赶和提升空间。

第二是人才优势。我国人口众多，现代青年的受教育水平高，所以人才的数量也多。而且现在处于新经济崛起时期，新经济更依赖研发和人才。

第三是市场优势。现在高科技企业需要持续进行巨额的研发投入。这需要巨大的市场来实现利润，然后再进行研发投入，保持技术领先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第四是产业配套优势。

笔者对未来还是偏乐观的，借用一下《置身事内》中的“结束语”：

“我出生于1980年，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，在北京、大连、上海、深圳、武汉都长期待过，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，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。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，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。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，但从根本上讲，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，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：相信中国会更好。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，而是源于司马迁、杜甫、苏轼，源于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，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。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，我接受这种局限性，没有改变的打算。”

末尾，顺便说说股市。

根据自媒体“虎嗅”统计，截至2023年9月1日，A股共有5265家上市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，成绩不算差：

营业收入合计35.44万亿元，创历史同期新高，同比增长2.57%；净利润总额小幅下滑，合计2.95万亿元，同比下降4.32%。

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，有19个行业的总营收、总利润均实现正增长。

营收增速方面，上半年营收实现正增长的公司有3043家，占比近58%，其中有150家公司的营收翻倍增长。

净利增速方面，社会服务、公用事业、汽车、美容护理排名靠前，增速均超过28%；超过一半的A股公司业绩实现正增长，有2724家，其中644家公司实现业绩翻倍。

对于目前的股票下跌和低估，笔者没有感到多少痛苦难耐。但是有很多朋友说，熬不住了，等不了了，有的对价值投资已经失去了信心，有的是家里人非常反对，不让把钱继续放在股市上了。

在重大的问题上，大家要舍得花时间、精力考虑清楚，不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不要草率、随意处置自己的持仓，代价可能会很大。巴菲特曾说：“风险不来自于波动，而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。

还有一部分朋友，要从投资成长股、优质企业的风格切换到烟蒂股、高股息的防守风格。高股息分红主要靠公司的基本面，不依赖市场估值，所以确实比较适合近两年的市场情况。

但是，我们要明白，风格会轮转，如果将来别人持有的被低估的成长股估值回升，也不要羡慕，因为防守风格通常会在牛市的的时候跑输指数。

另外，学习投资门派不要学串了，容易走火入魔。比如投烟蒂股，用陪伴优质企业的集中投资法，而不是施洛斯的分散法，或者只看账面资产、股息，而施洛斯对于公司质量各方面是有要求和把控的。笔者曾经在《分散低估 OR 集中优质？》详细分析过两种投资方法。

无论用哪一种投资方法，都离不开对于公司基本面的研究这个阶段。当下这种时刻，投资者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和阅读上来，提升自己的功力。至于股价波动，我认同芒格的这段话：

“如果你是一位长期投资者，那么你就要去习惯那些周期性的波动，就如同你必须面对白天和黑夜一样，所以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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